在我读大学这些年，学校历任两位校长，他们都做了很大贡献。前任校长志在校园和教学信息化，我们得以在博雅广场上连着无线晒太阳。现任校长则专注于现代化建设，对学校进行全面修建。最直观的感受是，马路和人行道分别铺上黑色与红色的塑胶，竟意外地契合墨绿色的华师。随处可见的路灯也给桂子山增添了几分安宁。在宿舍楼和食堂里里外外焕然一新之后，山民们也终于过上了现代生活。

革新的同时也意味着除旧，尤其是不合时宜的两种老古董。一是我这种赖着不走的，几年来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缺乏社交勇气。毕竟青春洋溢的本科生与暮气沉沉的我就如同那星光璀璨的银河系与飘忽不定的暗物质，身在一处，却仿佛位于不同维度，相互之间视而不见，触不可及。第二种则是华师特有的人文气息，以及分布于各个校门外的小吃街，曾不知羡慕了多少兄弟院校。刚上大学时，最受欢迎的南门小吃街正在拆除，没过多久东南门也步入后尘，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在我住东南门准备考研那一年，日常穿梭于炒米线和肉夹馍，好不快活。承载最后寄托的东门今年也难逃厄运，我曾在那里的菜市场买菜做饭。至于西门，本有一条文化街，是文艺青年的聚集地。想当初我意气风发地在那里学吉他，几节课后顺利地失去了耐心。在我本科毕业那年，学校也终于失去耐心，准备盖一栋创业大楼。如今我搬到西门，瞧着多年过去，那里还在打地基。

在学校待得足够久，一方面能切身体会到进步的便利，一方面又不免感时伤怀。今年暑期，用以开设公共课以及作为各类考场的八号楼面临改造。记忆中我们需要艰难地爬到六楼上英语视听说课，这对于赖床的人十分不友好。我曾在那里用心地听讲思修，也忧心仲仲地问过老师未成年人保护法的问题。但总体来说，八号楼并不讨喜，因为不摧眠的公共课很少，而作为考场，我参加的六级考试从大二持续到研二。考试好痛苦啊。八号楼前有一颗高大的“圣诞树”，是那段旧时光的一个锚点。直到前些日子，我才后知后觉地发现，它已不复存在。八号楼更先进了，回忆也更模糊了。所幸的是，我在去年的最后一天拍下了它的挺拔，当时背靠对面的外国语学院才堪堪将整棵树纳入画面。

过时的东西势必淘汰，但不影响我们去怀念，零碎的记忆促使我开始有意识地去记录，例如那疫情之后再也未开放的西门。上周六，我重游久违的阳光码头——这是文化街几个不甘淘汰的钉子户的退守之地，只是最终没有敌过现实，化为一片废墟。

对于阳光码头，我印象最深的是百草园书店。那里的书是店主老王精挑细选的，七五折的价格也很实惠，基本上可以盲选。而且，读者可以随意拆开包装阅读书籍——这一点对于买书不看却在意纸质的我尤为重要，因为粗糙的手感会令我极度不适，头皮发麻。我在百草园买的第一本书是《爱因斯坦传》，最后一本书是《这世上的偶然》，只要书还在回忆就不会断。

此次故地重游，我偶遇一对夫妇，他们是零九级的校友，身为同班同学而喜结连理。他们见证了百草园的诞生，这次凑巧与我一起目睹人去楼空的狼藉。一片唏嘘中，我给一家三口和百草园拍了合照。书店二楼突然窜出来一只猫，俨然是把这里当作家。地上可见新鲜的猫罐头，不知是否有人在喂养。这只猫不仅不怕生，还眼巴巴地渴望亲近，令人倍感落寞和心疼。如同八号楼门前的那棵树，百草园的这一只猫催促着我去记录。我不是一个上进的人，每一天浑浑噩噩，连带着思想也变得消极，不知意义何在。因此，我迫切需要记录当下的每一天，用文字和相片丈量自己的生命。

离开阳光码头，我寻到一家神交已久的咖啡店。店主是个十足的文青，且先按下不表。这家店的手冲相当丰富，而且竟然有画展。墙上的画大得铺满整个视野，层次丰富而有冲击力，引人驻足，我仿佛听到它在敦促我将照片也印刷出来。但想到我虽然玩摄影有很多年，却懒得琢磨技术，只是喜欢按快门，拍下来的照片任由它在硬盘里待着，数量一多，竟也不知道拍了些啥。可能这就是容易得到的不被珍惜吧。如今随手可拍，摄影门槛很低，每个人都有独特的表达。但只是在屏幕上查看，终究少了些触感、细腻和真实。一张完整的相片，或者说一次完全的摄影，开始于按下快门，持续于丰富细节，结束于印刷呈现。全程相当繁琐，单是保证色彩前后一致就令人头疼。尽管我去年买的四色打印机不足以还原色彩细节，我还是决定抛开完美主义，专注于记录本身，把珍贵的记忆打印出来。为了相片保留地更久些，我还特地买了过塑机和裁纸刀，感觉蛮有意义。

我在办公室处理照片时，崔师弟瞅见百草园那只猫，直呼心都软化了。既如此，我将照片打印出来，在背面附上赠语，裁切白边，用塑封机封存那一刻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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